沙省證婚專員應否擁有拒絕為同性伴侶證婚豁免權的爭議

謝安國牧師
(作者保留版權)
今年1月10日,沙省上訴庭(The Court of Appeal for Saskatchewan)就沙省政府司法廳兩項對婚姻法的修訂作出回應,認為兩項修訂都是違反加拿大人權自由憲章內關於平等權利的條文。意即沙省政府證婚專員(Marriage Commissioners)不能以個人宗教立場為理由,拒絕予同性伴侶證婚。這次的裁決,對與同性婚姻所引起的宗教權利與平等權益誰輕誰重又帶來爭議。
自從2004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就聯邦政府對同性婚姻是否合乎憲法的提問作出肯定的答案,自由黨政府立法通過同性婚姻法之後,有部份沙省的政府證婚專員基於個人宗教立場為理由,拒絕為同性伴侶證婚,有些證婚專員自行辭職。2005年初,三位證婚專員,包括Orville Nichols,向沙省人權委員會投訴,指沙省政府的政策要求他們要為同性伴侶證婚,是漠視了他們的宗教自由與權益。沙省人權委員會否決了他們的投訴。同年4月,有人向沙省人權委員會投訴Orville Nichols拒絕為同性伴侶證婚,是對他們性取向歧視,違反了沙省人權法。Nichols向沙省法院(The Court of Queen’s Bench)上訴未果,現該案繼續向沙省上訴庭上訴,仍未開庭。2008年Nichols與另外兩位證婚專員向沙省政府,沙省司法廳長,沙省婚姻註冊處處長提出民事訴訟,要求沙省政府接受他們個人的宗教信念,容讓他們在證婚工作有特別的安排。
針對這些關於證婚專員基於個人宗教信念不願為同性伴侶證婚的訴求,沙省政府遂於2009年6月30日向法院提交兩項對沙省婚姻法的修訂,請法院就其是否違憲作出回應。該兩項修訂為:
1. 容許在2004年11月5日或以前上任的證婚專員可以個人宗教信念為理由拒絕為同性伴侶證婚
2. 容許沙省證婚專員可以個人宗教信念為理由拒絕為同性伴侶證婚
上訴庭法官Richards和Smith寫下他們的判辭時指出,這兩項修訂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讓證婚專員以宗教理由拒絕給同性伴侶證婚,而證婚專員是否2004年11月5日或以前入職才享受豁免權只屬於技術性問題,在憲法的考慮上是沒有區別的。
他們又寫道,在現時沙省(其他各省也如是),任何人結婚可選擇宗教與非宗教結婚儀式,前者往往由某宗教的神職人員主持,結婚儀式滿有宗教含義,後者則由證婚專員主持,儀式沒有任何宗教成份。現時沙省共有5713可以證婚的神職人員及372證婚專員,這些證婚專員由婚姻註冊處長委任,雖非沙省雇員,卻是代表沙省履行重要證婚任務,他們是按主持儀式收費的,大多是年長或已退休人士,平均每位證婚專員主持六至七次婚禮,但每位證婚專員的數字差距很大,涉及訴訟的那些專員Nichols每年就主持75至100次婚禮。
他們都認為沙省政府兩項修訂是不合憲法。理由大概如下:
一. 沙省證婚專員乃同性伴侶主要結婚的證婚人,若證婚專員有拒絕證婚的權利,為他們帶來不便。支持豁免權的律師指出,這修訂並不是減少同性婚姻獲證婚的權益,而是保障證婚專員的宗教權益。法官Richards指出,這論點忽略了居住偏遠地方的同性伴侶,若容許豁免權,他們可能要到較遠的地方才能找到願意為他們證婚的專員,這對他們的平等權益來說,是不合理的。
二. 證婚專員非神職人員,他們所主持的婚姻,亦非宗教儀式的婚禮,所以不能享有在聯邦同性婚姻法中條文列明宗教神職人員的豁免權。支持豁免權的律師辯稱,宗教自由是加國人權自由憲章列明的自由啊!法官Nichols承認所涉及的宗教信念是真實的,對證婚專員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因為不少專員就因此離職,影響了他們的生計。不過,Richard卻指出,這只是涉及他們在世上生活行使他們宗教信念的自由,而並非人權憲章所保障的宗教自由的核心,就是宗教言論與敬拜等活動的自由。
三. 若容許證婚專員拒絕為同性伴侶證婚,這明顯對社會上同性伴侶帶來歧視。Richards指出,加國社會近年努力去扭轉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在人權法,婚姻法上容許他們享有與異性戀者同等的權益,若這次容許證婚專員享受豁免權,是社會邁行自由平等的倒退。此外,容讓豁免權,對同性伴侶來說,將構成侮辱和傷害。
四. 沙省政府,是屬於每一個省民的,有義務為全省所有省民提供服務。證婚專員,雖非直接政府公務員,其實是代表政府履行職務,若給予豁免權,只願意為省內部份人士提供服務,這是有違省府的原則。
加拿大福音派團契是支持豁免權的組織之一,律師Faye Sonier表示對裁決的失望,她說,法院承認否決豁免權是對證婚專員宗教權利的影響,卻仍繼續堅持,為了維持同性戀人士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權益。這是法院又一次把平等權益放在宗教權益之上,宗教自由與權益是憲章明言保障的人權,卻往往在平等權益的考慮上屈居次位,這無異是令人憂慮的發展。
與此同時,我們又不能隨便的以個人理由來支持對社會某群體的歧視和傷害,這也是必須的。正如法官Richards指出,我們能接受政府官員說:「因為你是黑人/或亞洲人,我們不會為你提供服務,我另外有同事會幫你」嗎?
可是,希望得到豁免權的證婚專員或許會說,那是明顯的歧視,而我們以宗教信念理由是合乎憲法的保障,是有理據的啊!強逼我違反我的信念,甚至失去工作,又有誰理會我的感受與心理的傷害?我不給他們證婚,還有許多其他證婚專員幫忙啊!
其實,整項爭議是圍繞著在兩種權益中作出取捨,誰輕誰重,誰勝誰負。這是唯一的處理方法嗎?權益是一定要二選其一嗎?我們能否從其中找到平衡,而達至雙羸?
或許「感受與心理傷害」就是解決問題的起點。在權益的考慮上,我們必須注意,歧視是有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考慮。立法可以杜絕客觀的歧視,但個人的主觀態度是立法不能禁止或鼓吹。同性伴侶可以合法結婚,有權利享受政府提供的證婚服務,若在正常的情況下,合理地獲得服務,客觀歧視就不存在。若沒有證婚專員直接對他們說,對不起,因為你們是同性伴侶,我基於個人宗教理由,不能為你們證婚,這也不構成主觀歧視。與此同時,證婚專員若沒有被強逼違反他們的價值而為同性伴侶證婚,又不會因拒絕而受到經濟影響,這對他們的權益也不構成影響主觀與客觀歧視。其實,在法官Richards的判辭中已指出,沙省可考慮像安省的方法,就是申請結婚的人提交申請表後,由註冊統一處理,在處內行政部安排由願意為同性伴侶證婚的專員來處理,同性伴侶得到服務,沒有被人拒絕,證婚專員沒有被強逼,是雙嬴的局面。當然,Richards馬上加了一句,這種處理方法是否合乎憲法,仍有待考慮,一方面反映法宮慎重的作風,也表明這次法院的意見,是就沙省政府的問題作出回應,有它本身的限制,不能作為對這問題普遍的立場。
在爭議中,我們不禁反思,社會上的權益平衡問題,是否事必擺上法院來解決?法院是按法律來思考,為有關的法律作出裁決,所涉及的是狹義的,獨特性較強的思維方式。法院並非處理普遍性社會問題的最佳場所。可是,近年許多社會價值問題,如同性婚姻、墮胎、安樂死,都要求法院來定斷,這是否表示我們的議會失職?議會,無論是省或聯邦,是民選出來,代表選民處理他們民生各樣棘手問題,它又豈能事事迴避,交由法院定斷呢?不過,話得說回來,面對社會問題,立法是否就等於解決了問題?社會問題,不是要由社會的人來解決嗎?面對日益多元化的加國社會,要和諧同處,我們必須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在衝突中找和平,在對立中找共通點。換言之,我們要學做和平之子,才能創建和諧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