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的危機與轉機

謝安國(本文由銀禧社提供,作者保留版權)

十月十二日加拿大最高法院開始為件屈國偉(William Whatcott) vs. 沙省人權委員會(Saskatchew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一案作出聆訊,此案對加國日後人權委員會,以及言論自由有深遠的影響。

案件源於屈氏於2011及2012年間分別在Regina及Saskatoon二個城市派發批評同性戀生活方式的單張,其中有引同聖經責備同性戀行為的經文,又指出同性戀意識形態積極污染在學青少人的思想。屈氏本為前同性戀者,後信了基督,脫離同性戀生活方式。當時有四人向沙省人權委員會提出訴訟,屈氏被判散佈仇恨。後來屈氏上訴,去年沙省上訴庭判屈勝訴,沙省人權委員會遂向加拿大最高法院上訴,導致十月中旬的聆訊。

為什麼屈氏會被人權委員會判罪呢?《人權自由憲章列明》不是列明了我們擁有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嗎?他引用聖經,竟成了散佈仇恨,那麼教會豈不是喪失了宣講聖經的權利嗎?宗教自由豈不也是憲法所保障的人權嗎?

1990最高法院就新納粹主義者泰勒(John Ross Taylor)一案,為仇恨制定了下列的定義:不尋常的強烈、深刻的憎惡和污蔑的情感。當時的判決是4-3險勝,其中一位反對的高院法官Beverley McLachlin(即現今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質詢上述的定義,認為把主觀感受作為客觀判案的基礎是不當和自相矛盾的。

從此之後,人權委員會界定仇恨基本上以泰勒案為指引,當有人“感受”強烈的被憎惡或污辱時,就構成仇恨罪。屈氏就是以此被判有罪。據屈氏本人說,他所針對的,不是同性戀者(他自己也是過來人,自然不會歧視或攻擊他們),乃是同性戀行為。他所憂慮的,就是同性戀的意職形態,被正常化地向無數學生宣傳,直接影響他們的思想。他只是派發宣傳單張,引用聖經,指出這行為在道德上的不當,並沒有使用或宣傳暴力行為。

雖然有不少人會反對屈氏的言論,甚至因他的行為感到被奚落,但這不應該等同仇恨啊!屈氏本人相信,他的行動是出於愛心,正如他自己的經歷,靠著耶穌基督,任何罪人都可以得救和生命得著改變,包括同性戀者在內。屈氏的言論和那些三K黨或納粹主義者明顯不同,後者是針對某種族群(黑人和猶太人)徹底的仇恨,不會像屈氏一樣會接納任何願意改變的黑人或猶太人作為他們的一份子。

此外,在過去幾年間,因為幾件引人注目的案件如Maclean’s和Mark Steyn,Levant等,聯邦與省人權委員會的運作都被傳媒紛紛披露出來,發現原來這些人權委員會,被告連法院最起碼的法律程序和公開聆訊權利都沒有得到保障,引起了公眾的嘩然。

一個以主觀界定仇恨的法律,加上一個易被濫用的機制的結合,造成了言論自由的危機。我們盼望最高法院仔細審核泰勒案廿年來的惡果後,否定主觀界定仇恨的方針,重新把仇恨放在客觀的定義之上。我們也盼望,保守黨政府有勇氣去正視人權委員會的權限與運作方案,對整個人權機制作出一個徹底和全面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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